5号团（中国共青团诞生地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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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地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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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地？

发起组成立时，申城已是的业城市，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来到这里，希望吸收新知识、接触新思想。因而，李达的《一九二○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》说：“‘五四’运动后，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等地，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，要求思想解放。这些青年，都有一朝气，想干工作，想谋出路。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校，到上海找‘新青年社’、日报副刊‘觉悟’（邵力子等人办的）、‘星期评论’（李汉俊等办的）。因为这是当时三个进步的刊物。”

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发起人的艺术铜雕

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，“培养挑选预备”，上海早期组织决定立即筹建团组织。俞秀松作为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，承担这项任务义不容辞。1920年8月22日，俞秀松、施存统、沈玄庐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叶天底、袁振英、金家凤发起建立个青年团组织—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由俞秀松担任，设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（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）。

渔阳里建于1915年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33幢。这里很适合设秘密：由于属上海法租界迟开发的僻静地段，房屋租金比东部旧城区、西部西式住宅区要低不少；交通比较方便，步行去南京路（今南路）或南市老城厢（今中华路、路环线内）都需半个多小时，在附近乘电车转赴徐家汇、虹口、杨树浦也不太费劲；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，巡捕人不足，无法对各种和活动实施严密监控；作为石库门里弄，弄堂有多个出口，每幢自成空间的建筑均辟前、后门，遇紧急情况从二楼晒台翻越到隔壁也挺容易。因而，在1915年10月，人陈其美曾设上海总部于环龙路老渔阳里5号（今南昌路100弄5号）；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上海生联合会，曾设会所于霞飞路渔阳里14号（今淮海中路567弄14号）。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住宅，它坐北朝南，砖木结构，两楼两底，楼下客厅设八扇木制花格落地长窗，前楼窗台下装活络木栅，并外置铜质雕花栏杆；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，门额刻着“惟德是辅”四字，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，当年发起组在这里为处于黑暗中的广大青年点亮了一盏明灯。

1920年9月28日，上海《日报》版登载《外国语社招生广告》。上海早期组织根据培养干部和输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（简称东方大）习的需要，在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社。外国语社由俞秀松兼任秘书（相当于校长助理），它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俞秀松首先在外国语社发展了30余名团员，其中包括李启汉、李中、罗亦农、王一飞、谢文锦、、萧劲光、蒋光慈、曹靖华、汪寿华、梁柏台、陈为人、许之桢、雷晋笙、吴芳、王会悟、廖化等。后来，团员增至约200人。在团内，俞秀松每周安排一次报告会，他常自己登上讲台，也请、李达、杨明斋等作演讲，所以包惠僧的《的“一大”前后》忆：“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规定下来的，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。”俞秀松热忱鼓励团员的热情，一些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、工人校，发动工人群众开展争取缩短劳动时间、提高工资的斗争；他们也为发起组创办的《劳动界》撰稿，发表了《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？》《黄包车夫拉车》《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》等文章。

俞秀松废寝忘食地处理多种事务，使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起色；它虽冠名“上海”，但实际起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组织作用。在发起组下，它推动和指导了、长沙、武汉、广州、天津、济南等地团组织的建立。

1921年3月，已有团员千余人，遂在沪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执行委员会，由俞秀松担任，仍设于渔阳里6号。3月27日，唐山团组织的一封来信中，上款便写着“上海青年团总部”。此时，青年（也称少年）东方部致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，邀请派代表参加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。

1921年4月1日，俞秀松在家书中说：“我已于三月二十九日早九点半从上海乘特别快车赴……此番单独赴京，因为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生代表之一，而且推举我为赴俄京第二次少年（大会）的代表，所以要赶会期——四月十五日——不得不先走。”在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，俞秀松作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告》，详细介绍了青年运动的发轫和发展，探讨了未来前进的方向，并提及：“个青年团建于上海，其原则是准备社会。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，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。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改变团的名称问题时，一部分有无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。1920年8月22日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，其成员全是者。”会后，俞秀松逗留苏俄（同年底，苏联成立），曾进入莫斯科东方大习。翌年春，俞秀松国赴杭州建团，在给父母的信中开便说：“清明本来算家，后因务不能走动。”

1921年5月，由于俞秀松和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等原因，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。成立后，对此非常重视，张太雷在恢复团组织的同时，主持制定了临时章程，其中规定：“正式未组成时，以上海职权。”

1922年初，施存统从海外国，在沪负责团的临时局和上海地方团组织日常工作。不久，团的临时局设于上海大沽路356—357号（后为大沽路400—402号，原建筑，现立碑纪念不存），系两幢石库门房屋。随着各地团组织的逐渐健全，的团员增至数千人，团的临时局认为有了新的发展契机，所以积极进行筹备，并通知各地团组织：将于4月在上海召开“团一大”。3月6日，广东支部谭山写信给施存统提出：“大会地点，如能改在广州，因为比较。”局和团的临时局鉴于海员大取得胜利，广州已成为工人运动兴盛的地区，采纳了这个意见。5月5日至10日，社会主义青年团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施存统当选团，张太雷、俞秀松等当选团执行委员。《新青年》第九卷第六号的通讯谈到：“这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，是由上海临时局召集的。”